主页 > 免费浏览 >此一时彼一时?政治人物有违背承诺的好理由吗?

此一时彼一时?政治人物有违背承诺的好理由吗?

所属栏目: 免费浏览 时间:2020-07-18 浏览:774

此一时彼一时?政治人物有违背承诺的好理由吗?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看到政治人物说话前后不一、违背自己承诺的情况。像是二○○八年总统大选时,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曾说,要是败选就退出政坛,但后来却复出从事政治活动;前总统马英九在竞选连任前曾明确表示,绝不会在任内与对岸元首见面,但二○一五年十一月却在新加坡进行了马习会。

通常我们对于公众人物「说话不算话」「公然说谎」「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会感到不满,但是政治人物比起其他公众人物又比较特别:他们背负社会期待,又拥有某些专业政治考量,所以迫于现实与无奈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似乎可以得到谅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政治人物违背诺言?他们究竟做错了什幺?以下我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说明两点:

一、哲学上「绝对不可以说谎」不是定论。

二、即便如此,政治人物违背承诺仍然是错的,他们应给民众足够的交代。

在开始讨论之前,需要先澄清以下几个类似的行为:「说谎」「做假承诺」以及「违背承诺」。一般来说,说谎是指一个人想的和说出来的内容不一样;做假承诺则是指明知自己无法完成某件事情,却仍然答应他人。这两个行为的共通点在于:行为者刻意让他人误信自己的话。另一个相似的行为则是单纯的「违背承诺」,也就是行为者不一定一开始就打算欺骗,而是基于其他理由导致做不到,或是不得不放弃原先的承诺。以下虽然讨论说谎,但大致上也同样适用于做假承诺。

如果单纯讨论「人到底可不可以说谎」,「不一定」「看状况」并不是坏答案。传统崇尚的美德之一是诚信,然而说一个人拥有品德,并不是说他「百分之百」遵守道德要求,而是他的行为和倾向「大部分」符合道德要求。若要一辈子不说谎才算诚信,世界上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诚信的人了。所以从「诚信是一种品德」,无法推得「所以人绝对不可以说谎」的结论。

主张「人不可以说谎」的学者当中,最有名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身为义务论者,康德认为人受到「道德命令」规範而有其该尽的道德义务,他主张的其中一条义务正是「绝对不可以说谎」。因此就有人问康德:「当有人拿着枪按你家门铃、用一副要来寻仇的脸问:『你爸在家吗?』难道你还是认为不可以说谎吗?」这个思想实验固然极端,但确实成为批评康德的有名反例。也因此就算是支持康德的哲学家,有些人还是会选择帮康德缓颊,主张康德学说不必然导得「绝对不可以说谎」的结论。

和义务论齐名的另一个学派是目的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结果主义。结果主义者主张:一个行为的对或错,完全被行为的结果决定。所以人是否可说谎,是看说谎后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来决定。至于大部分情况下,人们选择诚实,是因为理性考量后,发现说实话的结果通常比较好。如果有时说谎才能造成比较好的结果,那幺说谎就是道德上对的行为。也就是说,结果主义者会认为:说谎不必然就是错的。

虽然从结果主义与义务论来看,同样都无法得到「是否可以说谎」的决定性答案,但肯定的是,这两种主张对于人们在说谎后是否该有亏欠感,具有不同的看法。

对结果主义者来说,由于行为对错完全交给行为结果决定,所以一旦我评估某个说谎的行为,确实会比不说谎造成更好的结果,那幺这次的说谎对我来说就是「对的行为」。换言之,我不必因此感到愧疚与良心谴责,因为这就是道德上该做的事情,做假承诺以及违背承诺也是如此。

如果行为者感到挣扎和亏欠,结果主义者会将其解释成,那只是行为者习惯了一般道德观而产生的「不适感」,在道德讨论上并不重要。

如果是康德义务论者,行为者说谎后感到亏欠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不管基于什幺理由做了决定,「说谎」本身就是错的,不会因为带来好结果就变成对的,行为者仍然需要承认道德上的瑕疵。就这个区别加以考量,我个人基于两点理由,比较倾向支持义务论:

一、对于人们说谎后的心境状况,义务论的描述比较接近现实。不管基于什幺理由说谎,人们总是会意识到自己「似乎做错事了」。就算理智上不断告诉自己是基于好的理由才说谎,亏欠感仍然不会因此消失。

二、义务论提醒人们,在行动前多一层反思:一个人几经衡量,最后决定採取的行为,不必然就是对的。我们可以试想:当你揭穿朋友的谎言,朋友只一味解释他有理由与苦衷,却从不反思你的感受,也没表现亏欠感或不好意思,那幺就算他有好理由说谎,我们仍然会指责他不重视你、不够朋友。

我认为,即便我们不支持「绝对不可以说谎」的原则,康德的义务论依然提供了一些想法,足以说明为什幺政治人物违背承诺该受谴责。

我们总可以想像有些时候,随着时空条件变迁,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确实会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不同选择。问题在于:我们能否真诚地对待因为自己转变,对其他人造成的损失与伤害(不管是实质上或情感上的)?例如谢长廷的例子,如果善意理解他的处境,我们可以想像他因为选情需要,当时必须做出退出政坛的承诺,也可以相信他真的是希望台湾更好,或是因为背负党内压力与其他利益,不得不再次复出。换作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处境下,或许最终都会决定违背原本的承诺。

然而,就算政治人物们基于专业考量或政治现实,让他们只是不得不违背承诺,而不是故意说谎或做假承诺,也不代表因此他们就是对的,不需要被谴责。如果从康德义务论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在意这些政治人物究竟有没有关心台湾政治、把社会的人民当成对等有尊严的人加以看待。

康德主张:「任何只是把人当成工具手段,而没有同时当成对等有尊严者加以看待的行为,绝对会是违反道德法则且错误的行为。」就算支持康德的学者,想辩护康德没有主张「绝对不可以说谎」,他们也必须得先解释,为什幺当一个人说谎时,有可能仍然把被欺骗的人当成对等有尊严的人加以看待,因此这时才可以说谎。这也是常理会认为不管有什幺好理由说谎,多少总该对他人感到亏欠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人物需要违背诺言可能真的有些好理由,但他们至少要能承认,当初把承诺看得太简单了、不应该用许诺做为竞选手段;他们也有责任,应该向大众解释清楚自己碰到了什幺困难,使得自己无法坚守诺言。如果用康德义务论来思考,就是因为相信人民能够思考、具有尊严与理性,才需要展现担当与诚意,给人民清楚的交代。换句话说,基于政治现实需求,而把违背承诺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人物,都是我们应该谴责的对象。

马前总统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曾经说过不选台北市长、不选总统、政策没兑现要捐薪水都没做到,到最后承诺总统任内不见对岸领导人又还是去了。如果要指责他,我不会指责他说谎。因为就算可能性微乎其微,或许真的有那幺一点可能,每一个我们看在眼里的谎言,都是他深思熟虑后,对道德困境做出的艰难决定。真正应该谴责的是,当人民发现他违背诺言时,他仍然抱持着不需要给人民交代、也不用重新反思自己的心态,好像「只要自己相信是在做对的事情」就好。

政治人物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与胸襟虽是好事,但民主社会中,合格的政治人物或政府,应尽可能保持公开透明,把思考过程与理由清楚呈现在人民面前,以此缩短行政专业与主流民意的差距。

这才是政治人物「把人民当成有尊严的人加以对待」的表现。就像上述揭穿朋友说谎的例子:一个打死不认错只顾找藉口开脱,甚至时常连理由都懒得找的朋友,怎幺样也算不上重视被骗的人,或是把人当成有尊严的人看待。从这观点来看,我们应给予台湾的政治人物更多的期待与要求,让他们能理解到:政治人物违背给社会大众的承诺,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

1. 如果我们期待政治人物把人民都当成对等、有尊严与理性的人加以看待,除了违背承诺以外,你认为他们还有哪些作为应该被检视与批评?他们应该怎幺做会更好?

2. 政治哲学上另一个有关的议题叫做「髒手问题」(Problem of Dirty Hands):当基于政治现实与专业考量,有时会出现决策者必须违反道德规範以换取更多国家利益或社会幸福的状况。你觉得一般道德与政治考量真的有所冲突吗?如果你是决策者,你会如何面对这类问题?


猜你喜欢,相关推荐

申博太阳城_红狐娱乐app|分享更美好的生活|分享教育经验|网站地图 申博信誉官网 申博菲利宾桌面安装版